那麼,為什麼很多國內知識份子會欽佩徐賁? 這是因為他雖然身在海外,並沒有把自己當作「看客」。多年來,被稱為「說理者徐賁」的這位華人教授,「在無賴的世界說理,在犬儒的國度立人」。他提倡說理的價值規範,提倡對公民意識的培育與涵養,被認為是」 在強權與犬儒交織而成的荊棘叢中,篳路藍縷,以啟山林。「徐賁做到了他所定義的知識份子應該做的:努力思考,並以此來克服公眾生活思考缺陷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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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同樣在海外言說中國問題,筆者為張鳴先生的指責心有戚戚。徐賁是忠厚書生,他只知道引經據典,按照他一貫的學術專業邏輯去談知識份子沉默的問題,而不知道他的話如何惹惱了張鳴這樣的大陸個人信貸學人。



清華大學悼念楊車貸絳。(中新網)



但徐賁並沒有叫張鳴「勇敢」,他的本意只是讚賞這次圍繞錢楊的討論,尋求其中的意義。張鳴說徐賁的話「太輕巧「,其實這種「輕巧」的話語源遠流長,來自東西方的哲人與思想家,長期研究「知識份子與公共政治」的徐賁,不過是傳播一種自古以來的人文精神與公共理念而已。

我是一個土鼈,對理論一向不感興趣。我也同意,作為知識份子,的確要比普通人應該多一點道義上的義務。但是,如果人世間真的有所謂完全的義務和不完全的義務的話,人們在行使後者的義務的時候,也一定會存在一些條件。人沒有生活在真空裡的,在某些環境裡,這樣的條件是根本不存在的。

當整個社會都被動員起來,以人民的名義討伐異類的時候,要求知識份子履行抗爭的義務,其實根本不現實。不是說當年那些敢於面對特務手槍的人,都一夜之間換了一個人了,而是形勢變了,形勢比人強,比任何人都強。

編者按:一百零五歲的楊絳老人過世,意外在中國知識份子圈掀起一波「錢楊之爭」的毀譽之辯,圍繞在知識份子的「沈默」,而對公共事務或一般認知「政治」的沈默,到底是世故還是禁忌?是自保還是犬儒?甚而對沈默都保持沈默,有論者認為「討論沈默」是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,車貸也有論者認為在時代的壓力下(如文革),勇敢不該說得如此輕巧。

在那個時代,能夠站出來,大聲說不的人,實在太少了。連梁漱溟這樣的人,最後也做了檢討。自己做勇士,也許不難,但如果會因此搭上家人,一家人因為你的緣故發配農村,衣食無著,甚至身陷囹圄,沒有幾個人能扛得住的。

當年蘇聯肅反的時候,那些反布爾什維克分子,那些高級知識份子們,儘管個個都是被冤枉的,最後還不是個個都公開認罪,在外國記者面前,表現出不可思議的真誠。背後的原因,還不是有家人的拖累?人都是血肉負債整合之軀,自己受罪也就罷了,當面對自己的孩子和年邁的父母也跟著遭殃的時候,沒有幾個人真正可以做到鐵石心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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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上述東西方思想家的觀點一脈相承,徐賁在文章中提倡的是一種「希望」,即希望中國有一種「能普遍化的道德原則」,他沒有說別人非要這麼做不可,但他希望有儘量多的人這麼做。徐賁在文中說:「你也可以把說公道話當作你的義務。這是你自己選擇的義務,這個義務對大多數人沒有約束力。」

我不知道,徐賁先生在國內生活的經歷如何,至少,這篇文字,說得太輕巧了。其實,即使那個時代已經過去,現在的我輩,如果也算是知識份子的話,也沒有大洋彼岸某些知識份子勇敢。

介入這場「錢楊之爭」,徐賁的基本觀點其實與張鳴本人的看法相同。張鳴說:「作為知識份子,的確要比普通人應該多一點道義上的義務。」徐賁的《沉默是知識份子的「權利」嗎》一文,整個的論述,就是如張鳴所說,知識份子要多一點道義責任。

不知張鳴先生可否觀察到,海外的作家學人,包括昔日高調抗爭的流亡者劉再復和北島,他們也回國出書發表文章,但沒有一個還敢就中國的公共問題置喙。

現在美國擔任教授的徐賁,他所在的地理位置,並沒有阻礙他對中國公共事務有著充滿激情的關懷。正如張鳴先生所說,徐賁先生的很多文章令人「欽佩得很」,我本人也是徐賁文章的受益者。

在被張鳴修理的文章中,徐賁引用了一些中外著名思想家的理論,例如,梁啟超針對公民冷漠,宣導「公德」的社會啟蒙;康得關於人的道德義務的分類;美國社會學家伊維塔·澤魯巴維爾在《房間裡的大象: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認》一書談到的「政治性沉默」。

看過徐賁先生很多文章,說實話,欽佩得很。但是,看到這篇《沉默是知識份子的「權利」嗎?》,卻如鯁在喉,覺得不得不出來唱點反調了。

從上世紀50年代的思想改造開始,高級知識份子中,就沒有幾個站出來抗爭的。如果非要說有所謂的抵抗的話,無非就是自殺。即使是馬寅初這樣的人,被鬥得七葷八素,最終還是得低頭。當年的大右派,又有幾個沒有低頭認罪呢?他們昔日的朋友,又有幾個不站出來批判他們的呢?沒有提供材料落井下石的,已經算是品質優良的了。

瑞典來鴻》張鳴先生,請不要拿徐賁的海外身份說事



(作者為旅居瑞典的中國作家。)

附張鳴原文《徐賁先生,我可能做不到你說的勇敢》





自己做勇士,也許不難,但如果會因此搭上家人,一家人因為你的緣故發配農村,衣食無著,甚至身陷囹圄,沒有幾個人能扛得住的。



現在的事實是,大洋外的學人也少有張鳴所說的「勇敢」。為了各種利益,有些海外學者(包括西方學者)對中國的公共問題噤若寒蟬,選擇沉默妥協,有的甚至幫中國政府月臺。即使是敢言的海外寫作者如我本人,因敢言付出了代價,也由於自己的學識不足缺乏影響力。而徐賁不但敢言,而且學理深厚,言說精彩,在中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。

筆者一直是張鳴教授的讀者,很欣賞他在各種公共議題上發表的見解,以及他的社會批評。剛才讀了張鳴的新作《徐賁先生,我可能做不到你說的勇敢》(原題:《看客的勇敢》),我覺得有點奇怪。因為徐賁先生既未對錢楊夫婦,也未對張鳴本人提出什麼「勇敢」的要求,他只是思考「錢楊政治行為缺失」的普遍意義,提倡一種他希望看到的公共道德。

的確,在中國過去的歷史中,存在過一些像林昭一樣的勇敢者。若干年前,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服務中心,曾經查到過大約幾十個像林昭那樣倒下的英靈。當然,我在看到他們事蹟時候,也是熱淚盈眶的。然而,反顧我自己,即使當年我有了那樣清醒的認識,也很可能做不到這樣的勇敢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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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來自YAHOO新聞

這就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:與張鳴的出發點基本一致的徐賁,為什麼會因為他的海外身份受到張鳴如此的嘲諷?張鳴談到「看客」與「奴隸」,質疑徐賁在國內生活的經歷,說徐賁的這篇文字,「說得太輕巧了。其實,即使那個時代已經過去,現在的我輩,如果也算是知識份子的話,也沒有大洋彼岸某些知識份子勇敢。」

說一點自己的經歷,在文革後期,我僅僅是在私下裡非議了幾句文革,就被人告發,被整得半死。當我意識到因為我的緣故,在文革中被整過的父母,再一次被多次批鬥的時候,我真的後悔了,後悔不該說這樣反動的話。其實,在挨批判的時候,面對台下憤怒的同學和老師,聽著一浪高過一浪的口號聲的時候,神經就已經快崩潰了。當時還不到17歲的我,哪裡敢堅信我是對的,這麼多人都是錯的呢?我相信,多數經歷這樣批鬥的人們,即使當時已經是知識份子,面對民眾憤怒的聲討,也都難以神經大條地鎮定自若,相信自己是正確的。

既然徐賁說這個義務「沒有約束力」,張鳴先生盡可以不「勇敢」。如果張鳴先生仍然反感這種觀點,可以去追根溯源,去質疑梁啟超與康得,以及中外大量提倡知識份子責任的思想家,不必只在乎徐賁這種理念的傳承者。

林昭那樣的人,在當時,其實起不到什麼作用。她們的抗爭和她們自己,就像被黑洞吸走一樣,消失得連一條微細的波紋都看不見。當年的中國,99.999999%的人,根本不知道她們的存在。她們的價值,也只有那種高壓消退後的今天,才會體現出來。林昭們的思想史意義,是作為今天的思想資源而存在的,而非當年的。

所以,要求錢鍾書和楊絳夫婦,在反右的時候站出來,在文革的時候站出來,顯然是一種不近人情的苛求。事實上,如果他們夫婦在反右的時候站出來,此後就永遠站不出來了。

文革的時候,我也曾站在批鬥會的下面,臺上鬥的是我的老師,積極批鬥的,不僅有高年級的學生,還有被批鬥者的同事。那個時候,能夠僅僅站在台下喊口號,不沖上臺去打被批鬥者耳光的人,就已經算是「很有良心」的了。

坦率地說,那個時代,沒有什麼知識份子,只有順從的羊和正在挨宰的羊。更多的時候,所謂的知識份子,還像古羅馬時一樣,被扔在角鬥場裡讓你跟野獸和自己的同類決鬥,供看客們取樂。正如角鬥場裡的奴隸都會拼死搏鬥一樣,當年的臭老九們,也是會鬥的。我從沒聽說過,有哪個人曾經譴責過當年的奴隸,責備他們為何不跳出角鬥場,跟看客們廝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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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張鳴,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,此文原刊騰訊大家網。)

筆者只希望希望張鳴先生就事說事,不要逸出旁支,去指責徐賁「大洋彼岸」的身份,談什麼「奴隸」與「看客」。無論中國還是海外,有些價值觀是普世的,對知識份子責任的論述也是東西方的共識。中國的梁啟超會與歐洲的康得有相同的觀點,可見人在大洋哪一邊並不太重要。

當然,我們海外論者因為有言論自由,沒有現實的威脅,應該更勇敢一點。也由於在海外吸收多種文化,海外學人應該給中國提供更豐富的資訊與思想。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。像徐賁先生這樣的優秀的海外攻玉者,在我看來至今還是獨一無二。希望國內的朋友珍惜,不要讓還願意關注中國問題的海外學人從此被迫閉嘴。

新聞來源https://tw.news.yahoo.com/瑞典來鴻-張鳴先生-請不要拿徐賁的海外身份說事-230000478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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